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普希金
（一）我與學院初相遇
1955年8月，我被北京石油學院錄取，入鉆井專業學習，這可是我報考的第一志愿大學的第一專業??！
北京石油學院派到前門火車站迎接我們的，是井53級的學姐李妙蘭。她操著一口親切的“廣式”普通話，短發，猴皮筋扎著兩個小鬏鬏，一副假小子模樣，英姿颯爽地把我們這批大學新生帶上一輛沒有頂棚的大卡車?？ㄜ嚧┻^大前門門洞后，景象豁然開朗，在見到日夜向往的天安門時，看到燈籠高高掛、紅旗迎風飄的雄偉城門，我們不約而同地鼓掌！
卡車奔馳在長安街上，經西單，約40分鐘到學院門口，便駛入用木板條搭起的簡易門樓，門樓上隆重地寫著“北京石油學院歡迎您”！
簡易的校大門
建設中的教學樓
在我的想象中，北京石油學院應有寬闊的大馬路，綠樹成蔭，高樓林立！而近前細看，卻只見兩棟三層高的南北教學樓和地質樓。學生宿舍也僅有“工字樓”和“五四樓”，其余都是大片大片的荒地和工棚，但晚間卻燈火通明，建筑工人正在為我們打夯、平地，蓋教學大樓和學生宿舍哩！
1955年國慶節前夕南教樓留影
我們入住的是“五四樓”（1954年建成的），我住在對著樓梯的大房間270室，8位同學，四張上下雙層鐵床，中間擺兩張“一頭沉”學生桌。樓道、室內外乃至門窗上，到處貼有“墻面未干”“小心！油漆未干”的字樣，老師也叮囑我們：睡覺時可別挨著墻面！
這棟“五四樓”里，東頭（東西方向）住的是女同學，西頭（東西方向）住的是男同學，樓正中間（南北向）住的是單身青年教師（都分別有廁所），就這樣大家來來往往在同一層（座）樓，相安共處，既不需要出入證、登記，更沒人把門，絲毫不存在“安全問題”，這和現在的學生宿舍樓對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1956年元旦，全班在54樓前合影
（二）先生講課太生動
建校初期，由于教室、食堂不夠用，需要輪流上課，開飯時間也要錯開。比如，大清早5：30披星戴月就要到教室上課，上完兩節后再回食堂吃早飯，8:00又需趕回教室再上四節，中午12:30吃午飯，下午一般上體育課、實驗課或自習。
當年全院只有一座飯廳，樓下教師用餐，樓上學生用餐，擁擠程度可想而知，但秩序井然，還能安排8人一桌，四菜一湯。每月伙食費12元，絕大多數同學有助學金頂上去，靠著這國家補助的“免費的餐食”讀完了大學。
我們上課主要在南教樓120的階梯大教室，能坐150多人。上大課時，鉆井三個班、采油兩個班合班上課，為搶占前排的座位，就得起得更早！
印象最深的是講《高等數學》的張希陸教授，他是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先生的長子，是留學歸國的學者。張先生上課有一特點，從不帶講稿，但課講得生動有趣，如在講解析幾何平面與曲面接觸的關聯點時，他做了一個比喻，提問我們：見過舞臺上“丈八和尚耍大刀嗎”？我們都傻了！他說：說時遲，那時快，大刀從額頭輕輕掠過，絲毫不損傷額頭，這就叫“切平面法”。多形象??！逗得我們哈哈大笑！還有講如何建立定積分概念步驟時，概括為“分區、取點、作積、做和、取極限”這11個字。這個概括，在我們做數學老師時，也將其傳授給了學生！
北京石油學院數學教研室1964年元旦合影
張希陸教授：前排右5；盧名高：中排左5
（三）國慶游行最興奮
初到北京，最興奮的是參加國慶游行，接受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的檢閱。剛入學的那一年國慶前夕，我們新同學幾乎每天下午都要操練走過天安門時的步伐，練習高呼口號。
“十一”那天凌晨4:00左右，由賈皞副院長帶隊，我們這群新生“小豆包”，每人背包里裝三個小豆包和一個咸鴨蛋，整隊集體步行到清華園火車站，乘上大悶罐車到西直門火車站，出站后步入西直門大街，經新街口、平安里一直到沙灘，沿途歌聲嘹亮，口號聲此起彼伏。
出王府井南口時，隊伍開始密集，匯成20人一行的方隊，情緒高昂地通過天安門廣場。遺憾的是我們通過時，正好毛主席進入城樓大廳去了，隊伍當然不能停步，但大家見到了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了，情緒仍然十分高漲。一直走到西單十字街口，出宣武門后，我們就在附近的一所中學吃午飯（肉菜包子是食堂師傅專門送來的）。休息片刻后，下午4:00重新整隊，沿內城墻根（現在的宣武門大街）經供電局拐入有幾座圓屋頂的國家銀行，就到天安門廣場啦！我們的隊伍被圈定在中山公園正面偏西南向的一側，廣場到處紅旗招展、人聲鼎沸，懸掛在城樓上的大紅燈籠更顯得天安門壯麗雄偉！
華燈亮時，我們載歌載舞狂歡著。整個廣場洋溢著寬松熱烈的氣氛，廣場內可以自由走動，可離隊加入別的隊伍去狂歡，還可以進入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逛逛！
最使我們興奮的是播放音樂停止時，突然禮炮齊鳴，焰火綻放，整個廣場籠罩在一片金燦燦、亮晶晶的火花海洋中。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夜景，興奮極了！直到看完最后一次焰火，大約晚上12:00左右，我們才離開廣場，又步行回到宣武門左邊的那所中學“睡覺”去，實際就是迷糊一眼，因那所中學既沒有床鋪，也不可能有鋪蓋！
第二天不再組織集體返校，大伙便三三兩兩逛逛北京城吧！
（四）打響教學第一炮
20世紀6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1960年2月1日，開發系系秘書奚翔光通知我，下午兩點到黨總支辦公室。我正點到達，總支書記劉永昌傳達學院黨委的決定：要我提前半年畢業，留校并轉行當數學教師。
這一突如其來的決定，對于我既是鼓勵，也是鞭策，更是壓力。沒想到，這一決定成為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自此，我以教書為業，以石油大學為家，這輩子再也沒有別的“崗”可上了！
盧名高畢業時在主樓前留影
一個星期之后的2月8日，我滿懷激動地趕到數學教研室報到。當天上午陽光明媚，我們的到來也給教研室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時任教研室黨支部書記的程南熙同志為打消部分教師對我們的疑慮，并給予我們鼓勵，特意在教研室歡迎會上強調：“他們是院黨委從各系嚴格篩選出來的，是品學兼優、經受過鍛煉和考驗的又紅又專的年輕人，希望各位老師熱情地幫助他們，也希望這些青年同志向老教師學習，盡快過好教學關……”
當時給我的教學任務不重，只輔導一個教學班，但要求我們把早已忘掉的許多數學知識“撿”回來，還要加寬加深，熟練掌握全部內容。這是何等艱巨的任務??！我只有銘記“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應儲一缸水”的道理，鼓足“敢拼、敢搏”的勇氣，虛心向老教師請教。在半年的時間里，我除了精讀同濟大學樊映川編的《高等數學講義》外，還閱讀了許多有關的參考書，如蘇聯名著吉米多維奇的《數學分析教程》等，并做完了《同濟習題集》的2830道題。就這樣，我在備課、答疑時心里踏實多了，不僅做到不膽怯，而且能熟練解答學生提出的疑難問題。
當時，學院每個周六的下午和周三的晚上要開會，集體政治學習。為講好每堂習題課，在周三晚上政治學習之后，我會繼續“開夜車”，有時備課到天亮，洗把臉，吃了早點后就到課堂上課。下午或晚上，我便深入學生宿舍認真輔導，因此，盡管我的廣東口音重，但同學們仍反映我的教學效果好。
為了讓我們這批轉行的青年教師盡快過“教學關”，教研室幾位有經驗的老教師輪流給我們上“提高課”，關懷備至地培養我們，愛護我們。特別是張希陸教授，他學識廣博，治學嚴謹，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時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身體很虛弱，但仍堅持每周給我們上一至兩個下午的“提高課”，課后，他還把學生在學習中經常出現的疑難問題提出來，一一為我們分析和解答。對于教材中每一節的重點難點，每堂課內容的安排，都給出具體指導，從而為我們過好“教學關”提供了一條非常有效的“捷徑”。
恩師的教誨和栽培給了我們信心和勇氣，我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經過一次次的試講、討論和教研室有關領導的檢查、評定，認為我學習刻苦努力，教學認真負責，已具備開課的基本條件，同年9月1日就讓我給1960級地質專業3個班主講《高等數學》，成為這批青年教師中首位開課者。
“初出茅廬”就能得到同行的認可和學生的好評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更加努力，不斷擴大知識面，曾先后到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知名學府脫產或半脫產進修、深造。這樣接下來又給1961級開發專業5個班主講《高等數學》，教學效果同樣得到教研室同行和學生的一致好評。就這樣，教學的“第一炮”打響了，教學講臺站住了。
（五）赴大慶油田“苦戰”
1961年4月初，根椐曹本熹副院長的指示：數學教研室要探索《運籌學》在石油廠礦方面的應用。據此，基教處（系）委派我帶工經56級的6位男同學到大慶油田作有關方面的畢業實習。關于《運籌學》這個學科的知識，我們當時還是一片空白，為此先后到中科院數學所、北京工業大學學習、求教，搜集有關資料，做好去大慶的一切準備。
4月中旬的大慶仍是白雪皚皚，天寒地凍。當時仍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但大慶人戰天斗地，幾萬名工人、技術干部，忍饑受寒，干勁十足，熱氣騰騰地組織春季大會戰。一開始我們被分配到大慶薩爾圖一號院總調度室，在總調度長鄭浩處長的領導下，我們每天跟車隊跑運輸，摸索運輸調配方面的問題。當年的大慶還沒有建起合格的公路，汽車在凍土上行駛，不時就陷進去，我們這些助手只好拿來鐵鍬、墊上石頭，有時要耽誤一兩個小時，午飯都顧不上吃，但仍毫無怨言，一心撲在工作上。
記得有一次大休日，我們跟著石油工人開著大卡車，到一片野茫茫的草原上去采摘野生黃花菜充饑。沒有灶具，只好用幾塊磚頭，架上一個小臉盆，再用鐵鍬鏟來一塊原油（大慶原油含蠟量很高）就燒起火來。黃花菜味道鮮美，但我們不敢多食，唯恐吃多了中毒!
我們曾到鐵人王進喜的1205鉆井隊蹲點，親身領略了鐵人的“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在一次班前會上，工人們席地而坐圍成一圈，鐵人站在中間，用他濃厚的甘肅腔布置完這個班的生產任務后，接著就“大刮”個別怕苦怕累工人的“胡子”（鐵人的口頭語，批評之意）。鐵人的直爽和責任心，使我們受到莫大的教育。
王進喜1960年春到大慶，一下火車，步行兩個多小時來到井場，就立即組織工人把60多噸重的鉆井設備，人拉肩扛地運到井場；為處理好鉆井的泥漿，親自跳入堿性很大的泥漿池用身體當攪拌機；為大慶第一口油井順利完鉆，他七天七夜沒離開井場，“鐵人”一稱由此而來。
2006年6月中旬，我有幸和當年開發大慶油田的井55級同學重返大慶，參觀“鐵人第一口井”的故址，這口井仍以每天自噴8噸油的產量繼續為大慶作貢獻，現已成為“大慶文物”。這里還落成了一座鐵人王進喜同志紀念館，館前豎立著王進喜同志高大的花崗巖石雕全身像，館內陳列著“鐵人”生前輝煌的戰斗事跡圖片和實物。王進喜同志因忘我勞動，積勞成疾，患上胃癌，于1970年醫治無效逝于北京，年僅47歲。我們在他的塑像前默哀并留影以示懷念！
我在大慶苦戰了三個月，在隊里的總結會上受到表揚，并被評為“二等紅旗手”。7月初返回北京，撰寫出了“線性規劃在鉆井運輸方向的應用”一文。
從1960年2月參加教學工作站上講臺，至2007年6月放下教鞭，前后共47個春秋，聽我授課的各類學生達4000多人，他們中有國內外知名度很高的學者、精英，大部分都成為各個領域、特別是石油行業的重要領軍人物，可謂“桃李滿天下”！
2021年“七一”前夕，在學校舉行的表彰大會上，我和當年領我進入北京石油學院的李妙蘭學姐，作為“光榮在黨50年“的老黨員，又相見了！
人老喜懷舊 翻閱老學歷
追述在校事 晚年添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