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風華】：余老師講黨史故事 | 一本《共產黨宣言》的傳奇故事(上)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充分發揮黨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2月20日，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
為迎接黨的百年華誕，傳承紅色基因、革命薪火，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發揮黨史育人作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將推出黨史學習專欄《余老師講黨史故事》，讓我們跟著余世誠老師，聆聽有深情、有深意的黨史故事，在歷史中感悟真理、堅定信念、凝聚力量！
《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如何被發現？
如何在最艱苦的戰爭歲月中被保存下來？
圍繞它又有怎樣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
讓我們走近——一本《共產黨宣言》的傳奇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當他看到陳列柜中的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時，講了一個故事：
一天，一個小伙子在家里奮筆疾書，媽媽在外面喊著說：“你吃粽子要加紅糖水，吃了嗎？”他說：“吃了吃了，甜極了?！苯Y果老太太進門一看，這個小伙子埋頭寫書，嘴上全是黑墨水。原來吃錯了，他旁邊一碗紅糖水，他沒喝，把那個墨水給喝了。但是他渾然不覺啊，還說，“可甜了可甜了”。這人是誰呢？就是陳望道，他當時在浙江義烏的家里，正在翻譯這本書。于是，由此就說了一句話：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陳望道生前曾任上海復旦大學校長。2018年5月，復旦大學將陳望道故居改造為《共產黨宣言》展示館，該校一批青年教師和學生組建了黨員志愿服務隊，面向廣大師生和社會各界開展宣講活動。
其實，在華東石油學院所在的東營市，也有關于第一版中文《共產黨宣言》的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我作為學院社科研究室主任和政治理論課教師，參加了對這些故事的調查、收集和考證，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下面就聽我仔細向大家道來。
1986年余世誠教授和中共中央編譯局胡永欽研究員在劉集村和老農座談當年學習“大胡子”（馬克思）書的故事。
1848年2月，由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在倫敦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共產黨宣言》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證書。時至今日，《共產黨宣言》在全世界已有1000多個版本，以200多種文字出版，成為公認的世界上傳播最廣的政治哲學著作。
但是，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是何時在中國出版的？它是什么模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一個謎。因為在建國后的幾十年里，一直沒有發現這本《共產黨宣言》的實物。
我們黨和國家曾出版和發行了很多個《共產黨宣言》的版本，但唯獨這第一個版本的實物空缺。這是中共的“第一經”，老一代革命家曾因學習這本經而發蒙，把《共產黨宣言》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創建了新中國。可是革命成功了，這“第一經”卻消失了，實在令人不安和悵然。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選為東營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其后又任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在赴廣饒縣考察時，縣博物館保存的一本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引起我們的關注。此書的封面上印有水紅色馬克思頭像，而書名顯然有誤，把“共產黨”錯印為了“共黨產”。封底版權頁寫著的出版日期，要比已發現并保存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淺藍色封面的1920年9月“再版”本要早一個月！
我們初步斷定它就是學界一直在尋找的最早的版本，即中共的“第一經”。我和我們文史委的同事們以興奮的心情，當即向山東省領導作了報告，省委副書記兼省長李昌安親自批示要求“加強調查研究和保護”。隨后我們又報告了中共中央編譯局，組成了由石油大學、中共中央編譯局、東營市政協和廣饒縣同志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圍繞著該書的版本、傳播、保存和征集等，到廣饒劉集村召開老農調查會，赴濟南、上海、北京訪問知情人，查閱歷史檔案，開展了廣泛的調查和深入的考證工作。我們調查研究的結果是：此書就是中文第一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它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中共黨史以及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等領域有重要的科學價值；非但如此，此書可歌可泣的傳奇經歷，又是一曲威武雄壯的歌，它是一部對我們后來人進行革命傳統、革命信仰教育的好教材。
南陳北李籌備建黨 中共有了第一本經
1920年，“五四”運動以后的第二年，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的聯絡下，正積極籌備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0年春天，上?！缎瞧谠u論》編輯部和陳獨秀找到日文和英文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約請從日本留學歸來、曾任杭州第一師范教師的陳望道，把它翻譯成中文。陳躲在故鄉浙江義烏農村一間小柴屋里，用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工夫，終于譯完了全文。隨后，他到了上海，把譯稿交付給剛剛建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印刷。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立即在共產國際工作組的幫助下，成立了“又新印刷所”，印出了中國第一版《共產黨宣言》。
這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本中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其封面印有馬克思的頭像。所印1000冊很快贈售一空。
這是中共的“第一經”，它形象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開始形成的時候，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但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是，那曾經指導過中國革命的中國第一版《共產黨宣言》的版本實物，在解放后很長時期里沒有被發現。于是，學術界和社會對這本書的出版和傳播情況，就有了紛紛紜紜的不同說法。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開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時，身患癌癥的周恩來總理抱病出席會議并作政府工作報告。會議期間，他見到此書的譯者，上海復旦大學老校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陳望道，關切地問他《宣言》最早的版本找到沒有，陳老遺憾地搖了搖頭。大會閉幕后，陳望道帶著總理的囑托，至北京圖書館考察該館收集的各種《共產黨宣言》版本，期望著能有新發現。有一個水紅色封面的版本，引起他的注意，端詳了許久說：“這才是《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一個單行本，現在也可以說是革命文獻了?！?/strong>可是，這是一個殘本，缺失封底版權頁，還是不得知它的出版時間。他只好在該殘本的復制件上簽了名，沒有對出版時間作出判斷。不久，周總理于1976年1月逝世，陳望道也于1977年10月去世。
《共產黨宣言》最早中譯本之謎，就這樣遺留了下來。
廣饒竟有驚天發現 最早版本書名排誤
早在1975年，廣饒縣博物館就征集到一本老黨員曾學習過的書《共產黨宣言》。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沒能對這件文物作科學鑒定，這本書未得到學術界的關注，更沒有報送中央相關部門，讓當時還健在的譯者陳望道作出判斷。
一直到1986年，我們聯合考查組來到廣饒縣博物館，才對此書作出了周詳的考察和鑒定。與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本或其他歷史圖片集發表的版本相比較，廣饒藏本一個顯著的不同是，其封面是水紅印色，而革博的再版本封面則是淺藍色。在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像上端，自右而左橫印的標題不是“共產黨宣言”，而是把“黨”與“產”兩字顛倒了，印成了“共黨產宣言”，封底版權頁上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字樣。由此可知，它是比革博的“再版”本要早一個月的版本，是北京圖書館被陳望道先生鑒定過的那個殘本的完整的全本，就是我們苦苦尋找而終于找到的第一個中文版《共產黨宣言》的全本！
這就是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的史學價值和意義所在。但是，它的意義還遠非僅此。它不是在書架或高閣靜靜躺了六十年的一本書，而是從血與火的歷史中走來的一本革命文獻。
圍繞著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的流傳，發生了一連串感人肺腑的傳奇故事……
廣饒藏本來龍去脈 “葆臣”印痕訴說根由
廣饒收藏的這本《共產黨宣言》，是從革命老區山東省廣饒縣劉集村征集來的。但，它是怎樣流傳到這里的呢？有一個細節引起我們的關注。在其首頁的右下角，蓋有一方朱紅印痕，銘文為“葆臣”。經查，“葆臣”即張葆臣，他是濟南地區的一名早期黨員。他當時在俄國人辦的道生銀行濟南分行當職員。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因此常有機會來往于濟南、上海之間。他在黨內的工作是負責發行黨刊和馬克思主義書籍。這樣，他得到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并在首頁印上了自己的名章。
可是，身為道生銀行職員、在黨內主要負責聯絡工作的張葆臣，并沒有離開濟南，更沒有被派往廣饒或附近地區工作。他保存的這本印有自己名章的《共產黨宣言》，怎么會到了離濟南幾百里之外的廣饒農村呢？
女杰雨輝邁出劉集 經典《宣言》帶回故鄉
地處魯北平原、渤海之濱的廣饒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1919年的“五四”運動，使新思想新文化的春風吹到了這里。在“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激發下，一批熱血知識青年紛紛沖出農村，到城市求學，尋找救國安邦真理。他們當中一些人在外地接觸了共產黨人，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書義著作，而成為共產主義者，有的還成為職業革命家。如劉集村的劉子久和西李村的李耘生，他們是1923年在益都省立十中上學時，受到國文老師、中共濟南支部成員王翔千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王老師引導他們學習《共產黨宣言》，認識“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后來，他們經王盡美、王翔千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在濟南從事革命活動。李耘生曾任濟南團地委書記和南京地下黨的特委書記等職，1932年犧牲在雨花臺。劉子久曾任黨的山東地委執行委員和河南省委書記等職，解放后任國家勞動部副部長。
這些同志在外地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還非常關心故鄉的革命發展。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種子帶回來，撒在故鄉的大地上。1925年春，劉子久回鄉期間發展劉良才入黨，隨之成立了劉集黨支部。1926年春節，在濟南從事革命活動的劉子久、延伯真、劉雨輝等又回到了故鄉廣饒劉集村。他們都是中共黨員，給故鄉的劉集黨支部帶來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書，其中就有劉雨輝帶回的那本蓋有“葆臣”印痕的《共產黨宣言》。
劉雨輝是個勇敢的女性。她十幾歲的時候，沖破封建家庭的阻撓，走出劉集村考入濟南女子養蠶講習所，后又轉到蘇州女子產業學校讀書，1925年畢業后回濟南女子職業學校任教。當時，正值震撼全國的“五卅”慘案之后，全國處于革命高潮時期。在反帝愛國斗爭的熱潮中，劉雨輝結識了濟南女師的王辯（即山東第一個女黨員黃秀珍）、王蘭英等許多女共產黨人。同年，雨輝加入了共產黨。她們這些女共產黨員，在革命熱潮中表現非常突出，受到男同志的稱贊。她們常和男同志一塊開會、學習、活動。這樣一來二往，張葆臣那個蓋有自己印章的《共產黨宣言》，就輾轉到了新入黨不久的劉雨輝手中。她從這本革命文獻中汲取營養，提高覺悟水平，增強斗爭勇氣，懂得了許許多多革命道理。1926年春節，她和既是同鄉又是同志的劉子久、延伯真一同從濟南回故鄉省親時，把這本心愛的《共產黨宣言》帶給了劉集黨支部。
劉雨輝
從此，這本革命文獻便在劉集這個偏僻的小農村扎根、開花、結果，經歷了不平凡的50個春秋。
此后，這本珍貴的革命文獻在劉集這個偏僻的小農村又如何扎根、開花、結果，經歷了怎樣的不平凡的50個春秋呢？敬請關注“余老師講黨史故事 |一本《共產黨宣言》的傳奇故事 （下）”
余世誠，1937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1961年畢業于北京石油學院機械系，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生畢業。曾任我校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先后講授《中共黨史》丶《中國革命史》，《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等多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主編了《石油大學校史》、《中國石油高教史》。獲“有突出貢獻教育專家”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專著十余部。
（編輯 魏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