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誠，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退休教授，獲有突出貢獻教育專家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他在中國石油大學任教37年，潛心從事政治理論課教學與研究，開設并講授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等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他說，自己雖然缺少成為某一學術領域處女地開拓者的條件，也很難成為某學術園地的大面積莊稼的收割者，但相信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勤奮的“拾穗人”。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結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背景，余世誠向本報記者分享了他尋找《共產黨宣言》最早中譯本和重要黨史人物楊明齋的經歷，動情講述了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在艱苦的戰爭歲月中得以保存下來的歷程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在農村傳播發展的革命故事。他熱切期望年輕人多學黨史，掌握馬克思主義真諦，把國家建設得更加富強民主美好文明……

一穗一鞠躬 感悟苦與甜的辯證

每年六月是農民忙于收割麥子的季節，稱為“麥口”。余世誠小時候常跟著母親去收割過的麥地里“拾穗”，把遺落的麥子一穗一穗拾起來放進提籃里。一個麥口下來，總能撿上斗兒八升的，或補貼家用或換點兒學費?！笆八搿笔羌嗖钍?，母親領著他一大早就離家到鄉下，頂著烈日一塊田一塊田去撿，直到夕陽西下才回家。拾麥時，總是一穗一彎腰，每拾一穗就得鞠一躬，百穗百躬，一天不知道要鞠多少躬。中午吃的是自帶干糧，渴了找個水井就著井水喝上幾口。接著，再鞠躬再拾穗，常常疲憊不堪。但看到滿籃子金燦燦的麥穗時，他心里很有成就感，特別開心，覺得一天沒有白忙活。

1956年，余世誠離開家鄉到北京上大學，以后就再也沒有拾麥穗的經歷了。但兒時拾穗的苦與甜深深印在了他的腦海里，并一直影響著他整個人生。拾穗，似乎零碎，但能集少成多，顆粒歸倉?！安慌侣?，就怕站”是家鄉拾麥時常說的老話，余世誠常用來形容自己，干什么事都要有恒勁兒，實實在在，不間斷地去努力。幾十年來，他善于從身邊做學問，在教書過程中收集整理了許多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資料，不停地調查研究，像是在一穗一鞠躬地積累，一篇一篇地做文章，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邁進……

慧眼識珠 苦尋不得的“第一經”終被發現

1920年8月，經多方努力，由陳望道翻譯的國內第一個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出版。它一經問世，就受到工人階級和先進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其后，《共產黨宣言》出版了10多個版本，發行上百萬冊，而陳望道譯本可謂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經”。但是，“第一經”具體何時在中國出版的？它是什么模樣？這些問題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謎，陳望道本人也無法說清楚。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最早的中文版本《共產黨宣言》實物未見。而余世誠的一次發現，讓《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終于浮出水面。

“1984年，我當選為山東省東營市政協委員。在一次視察時，廣饒縣博物館館長說館里保存有一本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想請我們看一下。書拿到手，我一看封面標題竟然是《共產黨宣言》，而內頁的第一頁又寫著《共產黨宣言》，顯然封面出現了印刷錯誤。我接著翻到版權頁，上面赫然印著‘原作馬格斯·安格爾斯’‘翻譯陳望道’‘1920年8月出版’等字樣?！庇嗍勒\讀研究生時第一本專業書便是《共產黨宣言》，里面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拿出來鉆研背誦過，后來又從事多年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作。專業敏感讓他馬上意識到，弄清這本書的來歷將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它極有可能就是《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

當時，因為經常在很不科學的條件下展覽，那本書已幾乎散架，紙張變得焦脆，封面顏色也褪了。余世誠和同事們懷著興奮又急迫的心情，當即向山東省領導作了報告。隨后他們又報告了中共中央編譯局，組成了由石油大學、中共中央編譯局、東營市政協和廣饒縣相關同志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圍繞該書的版本、傳播、保存和征集等，到廣饒縣劉集村召開調查會，赴濟南、上海、北京訪問知情人，查閱歷史檔案，開展了廣泛的調查和深入的考證工作。鑒定結論表明，它確實就是那本苦尋不得的首版《共產黨宣言》，出版時間比已發現并保存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淺藍色封面的“再版”本早了一個月。

傳播黨史 為“大胡子的書”“立傳”

恰恰就是在考察走訪“第一經”的過程當中，這本被劉集村民們稱作“大胡子書”的傳承經歷，深深打動了余世誠。

此書最早由濟南早期共產黨員張葆臣閱讀和保存，1925年大革命熱潮中傳到女共產黨員劉雨輝手里。1926年春節，劉雨輝把此書帶回故鄉廣饒縣劉集村，送給剛成立的劉集黨支部。劉集黨支部書記劉良才把它作為教材，帶領全村黨員和群眾學習。因為該書的封面印有馬克思的肖像，村民們稱它為“大胡子的書”。

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劉良才被捕前把此書交給支委劉考文。不久，劉良才慘遭殺害，劉考文也被敵人追捕。被捕前，劉考文把此書轉移到黨員劉世厚那里。從此，此書便在劉世厚家里東藏西藏，躲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屢次劫難。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41年1月18日，日偽千人“掃蕩”劉集村，燒房500多間，殺人83口，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劉集慘案”。當時，劉世厚已逃離出村，但當他看到火海將吞噬他的家舍時，便冒險潛回，從房壁中救出了此書。一直到解放后，他才把此書取出，重新裝訂，放進小漆匣，精心保存起來。他始終把此書作為對犧牲戰友的紀念和崇高信仰的寄托。1975年，84歲的劉世厚老人把自己用生命保存下來的這本“大胡子的書”捐給了縣博物館。

感動之余，余世誠奮筆疾書，據此撰寫了調查報告和紀實文章《一本<共產黨宣言>的傳奇》，先后在《瞭望》《新華文摘》上發表，被18家報刊轉載。這本中共“第一經”，不僅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中共黨史以及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等有重要的科學價值，而且本身就是一曲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傳承革命信仰的贊歌，被視為對后來人進行革命傳統、革命信仰教育的絕好教材，“中國共產黨人的傳家之寶”。  

歷時十載 尋找中共建黨“牽線人”楊明齋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站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重要節點上，回顧我們黨百年來的奮斗歷程，有這樣一位長者值得銘記。李大釗稱頌他“萬里拓荒，一身是膽”，周恩來贊譽他是對建黨多有貢獻的“忠厚長者”。他，就是“南陳北李”建黨的“牽線人”——楊明齋。楊明齋曾作為共產國際工作組的翻譯和向導，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在“南陳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濟南等地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聯絡和準備工作。作為建黨牽線人，他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后的去向卻不為人知，最終下落如何更是始終成謎。為了揭開這位“忠厚長者”的神秘面紗，余世誠于1979年至1989年間展開了探尋楊明齋生平事跡的曲折歷程。

1981年8月18日，一次偶然的機會，余世誠在看望老黨員黃秀珍時聊到楊明齋，“我認識楊明齋！”聽聞黃秀珍的話，余世誠喜出望外，趕忙順著線索詢問下去，才了解到楊明齋原來是山東平度人。

余世誠多次赴平度調查后，終于較為準確地搞清楚了楊明齋的生辰、家境以及1901年“闖俄羅斯”的許多情況。其中，關于楊明齋于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工作和生活的情況，余世誠是在走訪該校的老校友伍修權、李培之、黃秀珍、李錦蓉、王哲等老人后得知的。而楊明齋1927年秋后的去向，詳情不明，這讓余世誠的調查又斷了線。

1984年，何連甲、宋敏之兩位老同志來信稱楊明齋曾于車軸山中學任教，這讓余世誠一行人眼前一亮，他們當即分頭訪問這兩位老同志。線索由此擴展開去，他們又調查訪問了李爾重、吳德、劉尚之、宋匡我、楊向奎等老人。這些楊明齋教育過的學生，以充實的資料填補了他在1927年秋至1930年間的空白。

正當余世誠苦于找不到楊明齋在1930年后的下落時，年逾九旬的著名翻譯家曹靖華給他們提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在我與周恩來總理聊起楊明齋老師時，總理告訴我，他早就去世了。據說他生病后，蘇聯送他到西伯利亞養病，那里的條件比較好，但后來病死在伊爾庫茨克了……”

這位忠厚長者究竟是在什么時間和怎樣死去的？線索中斷，初心不改。“我們后輩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去調查清楚，以了前輩的遺愿?！庇嗍勒\說。1988年10月，余世誠以最“中國”的方式給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信。次年2月，他收到了蘇共中央委托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的回信，信中詳細說明了楊明齋1930年后在前蘇聯居留情況以及犧牲的原因，楊明齋在蘇聯的最后歲月得以重現。

余世誠一行人苦心尋找了10年，結果令人感動又使人感慨萬千。但是，他們10年的心血沒有白白付出：這位在歷史褶皺里被隱埋幾十年的黨史人物，得以重現在世人面前。余世誠等人的調研歷程及成果，在黨史學界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關注。全國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胡華稱這是“黨史人物研究的一個突破，填補了一項空白”；全國黨史人物研究會顧問伍修權欣然為《楊明齋》一書題詞：“楊明齋同志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偉大獻身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紀念和學習?！?/span>

教書育人 紅色精神薪火相傳

當年，得知楊明齋是平度人后，余世誠在他的中國革命史課堂上講述了楊明齋的事跡，呼吁同學們協助查找這位黨史人物的故居。平度籍的同學紛紛找他領取調查任務。教職工中的平度籍人，也懷著濃厚興趣加入其中。平度縣委機關報《平度大眾》刊登了尋人啟事，有線廣播常常廣播，在平度全縣也掀起了一個“楊明齋熱”。平度馬戈莊村民楊景寶看到《平度大眾》刊登的尋人啟事后，趕緊找到另一村民楊德信：“你看報上說尋找你伯父呢！”楊德信看后，認為報上尋找的楊明齋，正是他的伯父，就投書平度黨史辦說明了情況，平度黨史辦當即冒雪趕往馬戈莊核實……

不管是課堂內外掀起的“楊明齋熱”，還是全員尋找并匯報楊明齋故里的過程，都讓黨史教育從室內轉向室外，讓師生從“聽眾”變為“主講”，從“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思考”，把黨史故事講得更加有生命、有血肉、有力量。說起這段舊事，余世誠感慨良深。講好“黨史故事”，是他終身的責任與愛好。而今雖八五耄耋，仍樂此不疲。建黨百年之際，他創作出“余老師講黨史故事”四十講，以微信公眾號形式陸續推送給廣大師生，內容涵蓋“一本共產黨宣言的傳奇”“讓黨史粘上石油的芳香”“毛澤東的教師情結”等，深受師生歡迎。

1998年退休至今，余世誠一直擔任黨支部書記，在思想政治上從未“退休”。他率領支部黨員關注黨和國家大事，尤其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2017年被北京市教育系統“關工委”表彰為“有突出貢獻的五老代表”。在不停頓的學習、學習、再學習中，他以黨的創新理論為指導，著書立說的寫作從未停步，退休后依然年年有新作或新著，至今已發表文章50多篇。

本文見報前夕，余老收到喜訊，他的學生張來斌等多位石大校友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一生堅持“教書做學問，偷閑弄丹青”的余老，這幾天正忙著作畫，以贈以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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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李昕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