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來了，安徽毛坦廠中學這所亞洲規模最大的中學迎來了一個特殊的節日——“送考節”。七十輛大巴護送考生赴考，數萬家長十里相送，場面蔚為壯觀。今天的中國，高考已經儼然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儀式，每年的高考新聞總是饒有趣味地制造著新的輿論場。家長孔廟燒香祈求孩子高分，高三女生喊樓“邀睡”減壓，衡水二中“高考誓師大會”激情上演，為讓遲到女兒進場考試母親甘愿下跪……在現實環境下，這些新聞迫使人們去反思些什么，但似乎又有其合理的一部分，因為高考為大，一切邏輯為高考讓路。

通過高考改變命運，這依然是絕大多數中國孩子的必經之路。高考創設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特殊情景，因為那里安放著難以抹去的故事和細節，而且濃縮了“中國式奮斗”的全部精髓和靈魂。

十年磨一劍，只為在這個六月“一考定乾坤”。在由“競爭”二字所詮釋的邏輯體系中，高考是舉起生命重托的最佳路徑，“黑色六月”成為一種恒定而牢固的社會現象。競爭，不單單是高三學生的血酬定律，更是被早早地推向了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由高考卷起的這場競爭注定是深遠的，是徹底的，是社會性的。它悄無聲息地接管了應試教育的全部邏輯，所有關于素質教育的美麗愿景被狠狠地打入冷宮，動彈不得。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在中國文化那里，從科舉開始，讀書更像是一場精心布局的政治安排，而考試是一個人改變命運必須經歷的一種儀式性的“程序”。“官本位”、“知識貴族”、“學而優則仕”隱隱地揭示了知識與政治之間的微妙關系。這種文化心理一直延續至今，高考被有意無意地賦予了類似的社會功能。

紀錄片《中國門》更像一個微妙的隱喻，導演王楊詮釋了兩道門，第一道門是高考，第二道門是畢業找工作。從1952年高考制度實施至今的半個世紀里，這兩道門遙相呼應，深度對接，考上大學就意味著拿到了鐵飯碗。這些觀念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見證了獨木橋上的血拼場面。悲壯過后，生命之花靜靜地怒放，高考給了人們明確而堅定的奮斗信心。

從1999年開始，擴招政策圓了更多學生的大學夢，然而在教育振興、拉動內需、維護穩定、階層流動等話語編織的復雜邏輯中，大學生面臨著極大的就業壓力。殘酷的現實擊潰了人們對高考的美麗想象，以致無法接受“北大畢業生賣豬肉”這樣的事實，知識與命運被迫脫離了對方的解釋邏輯。

曾經飽含希望的汗水，偏偏埋葬了世人的期許和信心。如果說“高考之門”還相對公平的話，“社會階層世襲制”、“寒門難出貴子”、“父輩就業時代”等現象則劍指“工作之門”的是是非非。

高考，這個曾經承載著教育良心的選拔方式，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成為一個極為糾結的符號表象，最終失去了它原本強大的象征交換功能。在為人詬病的“工作之門”面前，擴招某種程度上給了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工作機會。他們輕松地越過高考，而后憑借發達的人脈關系擠占了原本屬于優秀孩子的工作崗位。“高考之門”這道關卡在托起“中國式奮斗”的集體期許下步履蹣跚。

在極具幻滅感的“工作之門”面前，“高考之門”并沒有被歷史性地架空，這條路上依舊“人滿為患”。這不能不提到我們時代普遍浮躁的“唯學歷論”用人機制。如今，保姆、服務員等工作幾乎清一色地轉向大學生學歷。當“人才貶值”成為事實，學歷將能力逼向了死角，這進一步激活了大學文憑的“市場需求”。其結果是，有些民辦大學、獨立院校堂而皇之地兜售文憑，藝術類招生更是遍地開花，藝術熱僅僅因為藝術專業“好考”。諸如此類的“泡沫教育”已經泛濫成災，間接地稀釋了大學文憑的“含金量”。

人們明明知道考上大學，并不意味著就業。然而在殘酷的“唯學歷論”面前，人們又不得不涌向大學，被那一紙文憑綁架著匍匐前進。中國人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在考試問題上如此清醒而無奈地糾結著，毫無反抗地行走于生活的悖論中。

在《高三》、《中國門》、《中國戰士》等紀錄片所呈現的高考圖景中，高三孩子藏身于書堆里，激動而謹慎地計算著知識與命運之間的函數關系。那盞幽暗的油燈后面，孩子們或許未曾想過高考不遠處“就業公平”這個如此逼真的外部變量。其實，在命運那里，對公平的渴求遠遠超過了任何形式的技術改革。讓高考對得起它應有的社會重托，給那些風干的汗水一個足夠強大的解釋，這不能不回避社會制度建設層面的公平與正義問題。當然，如果社會在“唯學歷論”上作出更為理性的讓步，還能力一個應有的評價維度，一部分人將被分流到高考之外的其他培養體系中，這無疑是對高考的一次善意的“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