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學要想能夠持續發展,就要有可持續的內生增長機制,這個具有發動機功能的內生增長機制就是教師的發展。瑞典教育學家托斯頓認為,大學教師發展(faculty　development)是改進大學教師的教學或科研成效而設計的一些發展項目,包含教學發展、專業發展、組織發展和個人發展四個維度。國外大學一般把大學教師發展當成教師職業化或專業化的必要組成部分。我國要逐步縮小與高等教育強國的差距,前提條件是人才,這就要求優先發展教師,以大學教師發展推進高等教育強國的建設。

正確認識我國大學教師的差距

　　首先,我國大學教師總體水平不高,學術大師匱乏,與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相比,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還有很大的差距。諾貝爾獎從頒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獲獎總人數已達到五百多人,其中3/4來自大學,而我國目前擁有107.6萬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卻不曾有一人問鼎諾貝爾獎。2007年,我國學者在《Science》上發表論文37篇,而美國學者發表1193篇;我國學者在《Nature》發表論文29篇,而美國學者發表960篇。1997–2007年間,我國SCI論文篇均被引次數為3.9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我國大學教師學位層次偏低,學緣結構不盡合理。我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不到10%,美國大學教師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超過90%。美國一流大學非常重視師資的“遠緣雜交”,眾多名校畢業生都有在其他大學、科研機構或企業教學工作的經歷后才回到母校任教。而中國高校教師近親繁殖程度明顯高于其他國家,有研究表明,平均高近5倍。“近親繁殖”所形成的學術生態系統具有同質性,不僅不利于學術創新,而且易導致大學學術的退化。

　　再次,我國大學教師重評價輕發展的考核評價制度桎梏了教師的發展。大學教師評價具有重要的管理價值和導向價值。美國大學在教師評價過程中非常注重教師的發展,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都建立了系統的針對不同教師群體的發展項目與評價機制。我國大學教師評價制度過多地注重科研考核及教師的學位層次,發展性指標的缺失,將弱化大學教師的發展后勁。同時,大學教師評價標準單一,未能建立與不同大學類型特征相匹配的大學教師評價制度。

教師發展是提升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的基礎

　　大學教師發展是國家科技創新力的知識源頭。迄今為止影響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有70%誕生于研究型大學。從我國情況來看,大學擁有全國2/5的兩院院士,2/3的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3/4的科學引文索引(SCI)論文,63%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36%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高校已成為國家知識創新活動的核心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大學教師發展正是建立了知識的內生增長機制,為國家科技創新提供知識動力與智力支撐,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力的知識源頭。

　　大學教師發展是提升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就要有一批在國際科學技術舞臺上具有競爭能力,活躍在世界科學前沿的教授。當人們提起麻省理工學院,就會想到控制專家維納;談到斯坦福大學,就會想到為計算機科學和應用做出重大貢獻的專家科努斯;談到加州理工學院,會想到航空航天領域的大師馮·卡門。正是這些學術領軍人物,創造性地取得的突出研究成果,提升了其所在大學的核心競爭力與知名度。大學教師發展是培養學術大師,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基礎。

　　大學教師發展是提升大學教師質量的前提。哈佛大學原校長科南特也曾指出:“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它一代一代教師的質量。”大學教師發展能滿足不同教師群體的成長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