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人們在對大學問題的研究中，一般都將大學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結為制度問題。作者并不否認制度落后是大學問題產生的直接或主要原因，也贊成有些學者的“改革大學制度刻不容緩”的觀點，但以為制度只是大學問題產生的表面原因，而深層原因則是文化問題，因為我國現代大學制度中理性精神的缺失，是由于沒有進行徹底的文化革新所致。

制度與文化

在制度和文化關系的問題上，筆者以為文化為因，制度為果；文化是基礎，制度是在文化土壤中孕育并長大成熟的。文化作為社會各方面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在整體上具有客觀的特征；而制度由于在組織形態上表現為社會的權力結構，集聚了社會中的控制力量，對社會活動具有直接和巨大的影響力，因而在整體上具有主觀的特征。制度一方面表現了文化的趨向和品質，一方面又影響著文化的發展和變化。

具體到我國的大學文化，其對大學制度的影響則是復雜且深刻的。由于我國曾經經歷過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因而封建文化歷史悠久且根深蒂固。我國社會在整體上正式對封建文化進行批判的活動是著名的“五四運動”，該運動也被稱為“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先驅者們借用西方的現代文化思想，對傳統的封建思想進行批判。其時弘揚的西方文化思想，主要是強調現代法治觀念和人本觀念的民主思想，和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弘揚科學理性的科學思想。而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傳入，對于解構封建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為我國社會的進步提供了有利的時機。

然而，相對于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我國的新文化運動不僅在時間上滯后，而且在運動的深度上也遠沒有達到民智啟蒙及文化革新的目標，亦即沒有達到喚醒國人樹立公民的自主意識和自強精神、進而促進國家建立現代化憲政體制的目標。因為這個運動起步不久就被突然出現的民族矛盾中斷了，以至于使“救亡代替了啟蒙”。清末民初時期的思想家們所發起的關于文化本質、文化宗旨、文化革命、文化創造的爭論，被抗戰、內戰以及誰應該成為國家領導者等時期性內容代替了。其時抗擊日本侵略以及后來激烈的爭奪國家領導權的活動，使文化成為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斗爭的工具，而文化本身的問題則被基本忽略或置于次要地位了。這樣的轉換使文化從價值層次的革新活動降低到功用層次的運用活動，從意義探討的活動蛻變為如何利用文化的工具性活動。文化也從一種具有普遍意義、關照人靈魂、引領社會文明的理性意識，變成混合了各種新舊內容的復雜化形態。

建國后的文化活動在精神主旨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亦即是延續了將文化視為權力工具的狀態和趨勢，只是活動內容和目標更加“一元化”了。也就是由原來的主要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爭取廣泛的抗戰和反蔣統一戰線等內容，變成努力鞏固新生的政權、持續不斷地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了。其時文化被明確地規定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這樣，在抗戰和內戰等特殊時期弘揚的“革命文化”，并沒有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轉化為現代法治國家應該秉持的“憲政文化”，而是還在“革命”的意識中轉圈子。

這種文化對教育、尤其是對大學的影響深刻而復雜。其一，是大學在經歷了持續地整頓、改造后，其性質和宗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學原本的社會文明燈塔、新文化創造者、培養“領袖群倫”等精英人才的專業學術機構性質，被改造成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文化工具；其原本相對獨立的地位被全面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所覆蓋，成為一個在國家行政序列中居于固定位置、必須堅定地執行“上級”命令的準行政機構。其二，大學教師作為身份相對獨立、思想相對自由的社會職業者，被指責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沒有直接創造社會財富、依靠工農大眾生活、具有歷史原罪（剝削工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接受教育和改造，需要在向工農群眾學習中提高思想覺悟，改造資產階級思想。

大學體制具有復雜性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