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成就輝煌，舉世矚目。我深受感動，覺得應該執筆寫一篇文章，禮贊這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慶祝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

在9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我曾短暫地到過幾次農村。雖然時間跨度很大，但是通過對比，卻可鮮明地看到我國農村的滄桑巨變，描繪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農村生活越來越富足、越來越美好的畫卷。

新舊社會兩重天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開始時，7歲的我第一次到農村。父親帶著全家經包頭(今內蒙古自治區當時屬綏遠省)過黃河去陜西。由于當時日本鬼子轟炸封鎖黃河，我們只能暫住在包頭附近大青山腳下一個名叫缸房營的小村里。缸房營因有幾家榨油的作坊而得此村名。也因有榨油作坊，所以這個村子不算當地最窮的村子，更比住在蒙古包的牧民生活條件好一些。但是就在一個不算最貧窮的村里，我所看到的仍是凄涼滿目、民不聊生。

村里的老鄉們穿得破破爛爛，孩子們常常衣不遮體。即使在深秋時節，還常能看到光著屁股的小朋友。老鄉住的基本都是土坯房，而且長久失修，大都有裂縫和漏洞，禁不住風雨。住家大多沒有院墻，只能用成捆的草擋一擋。由于當地日照不足，老鄉們只能選擇種植莜麥。當時的加工水平莜麥做成熟食并不好吃，難以下咽。但就是這種莜麥，農民也收獲很少，不能填飽肚子，要靠大量的野菜作為補充。因此，只要是好天氣，村里婦女、小孩都會結伴到野地里挖野菜。我和哥哥姐姐也會跟著他們一起去。野菜除了新鮮吃之外，還要晾干了儲存起來，留著過冬吃，村中很多院子里、房頂上都晾著野菜。我家包括父母、我的三個姐姐和兩個哥哥共八口人，又沒有收入來源，生活很困難。我雖然只是短暫居留，卻也體會到了舊社會農村的貧窮與苦難。

1963年在北京石油學院的方華燦

我第二次到農村是1964年，那時我在北京石油學院工作，去北京郊區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我所在的是北京順義中阿(阿爾巴尼亞)人民友好公社奶子房生產大隊奶子房東村生產隊，我是奶子房東村的工作隊隊長。我們工作隊乘坐北京石油學院派的卡車去的，一進村就看到農民正在忙著秋收，到處是晾曬的金黃色的玉米。我們的住所院子地上晾曬了花生、大豆、玉米、芝麻，還有準備冬季儲藏用的大白菜、胡蘿卜、紅薯等，院內還拉著幾條長繩，上面掛著的都是留著冬季吃的腌咸菜用的雪里蕻。因為種植了棉花，且棉花可以換布票買布，因此很少看到衣著襤褸的農民了。

豐收的時節，農民的喜悅溢于言表，與我二十幾年前在包頭附近看到的靠野菜糊口的情景，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在生產隊，我們工作隊員都要在貧、下中農家里吃“派飯”。在與老鄉同吃的過程中，我感到農民的生活已經改善很多了。不僅每頓都能吃飽，而且一個月還能“打一次牙祭”，吃上一頓細糧、燉肉，間或還換換花樣。我們幫老鄉一起推石磨，輾豆面，做成“驢打滾”，這可是北京風味小吃。開春，我們曾與老鄉一起插秧種稻，秋收后，還可以吃上一點兒大米呢！

村里有文娛活動室，配有胡琴、鑼鼓等樂器，一到晚上不少人去唱京劇，但是大多是上了歲數的老鄉。1965年工作隊離村前，我們用隊員參加勞動所得全部工分購買了一些年輕人喜歡的樂器等，開辟出了青年活動室。這樣，年輕人也有了活動的地方，每到晚上活動室歌聲四起、琴聲悠揚，有時，青年團支部還在那里舉辦團日活動。就這樣，村里農民不僅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生活也日益充實。

改革開放大變樣

我第三次到農村是2015年，那一年正好是我離開奶子房東村五十周年，我決定要回去看看。怎么去？1964年進村是學校派卡車送過去的，這次一打聽，從我住的亞運村出發就有直達村子的公交車。

2015年到奶子房東村時的公交站牌

10月，一個晴朗的秋高氣爽的好天兒，我順利地乘上了直通奶子房東村站的公交車，汽車一直沿著寬闊整潔的柏油路前行。到站后，我懷疑找錯了地方，眼前是筆直的柏油路，一排排整齊的居民樓，沿街還有不少商店、飯館等。我仔細查看，公交車站牌寫得很清楚，的確是奶子房東村。我又四處尋找，終于找到了一座鋼結構大門，門上寫著三個大字“奶東村”。于是我確信無疑，就是這個地方，村子已然大變樣了。

2015年到奶子房東村時的村大門

走進奶子房東村村委會，一位工作人員非常熱情，帶領我邊看墻上展出的村子的歷史沿革照片及說明，邊對我仔細講解。她說：改革開放以后村子大變樣，修了柏油路、通了電、有了自來水、建了嶄新的居民樓。當我從照片上看到居民樓里，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居室內電視機、空調機等家用電器一應俱全，家具簡潔大方，窗明幾凈，我高興極了。當我發現一張生產隊隊部辦公室的老照片時，更是倍感親切、感慨萬千。當時室內擺設的是一張長桌、幾個長板凳和一個舊立柜。而對比現在的村委會辦公室設施完備、辦公用品齊全，真是天壤之別。

2015年到奶子房東村時的社區站門前留影

離開村委會，我在村里轉了轉。街上商店、超市人來人往，很熱鬧，酒店、飯館里幾乎座無虛席，很紅火，我還發現有些居民樓前還停放著小汽車。村民告訴我，其中一輛小汽車是一位大學教授的，他經常帶著家人回村里的父母家。這時我才了解到，多年來村里走出了許多優秀人才。

這些點滴的變化，都反映出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不僅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善。這次故地重游，我不虛此行，實地感受到了我國農村改革開放以后翻天覆地的變化，驚喜頗多。前不久，我從報紙上看到北京市公布了振興鄉村的示范單位，奶子房東村名列其中，我真是為它感到高興！

臺灣家人話脫貧

2010年方華燦在臺灣與哥哥(左)合影

2016年，我去臺灣看望哥哥，閑時經常聊天。1987年，他曾到北京看望過我們兄弟姐妹。因此，聊天時他常常盛贊大陸脫貧致富的成就：“這些年大陸發展很快，已經富起來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與1987年比相差十萬八千里”。他說：“那時住在酒店，叫個出租車很困難，現在你們各家都有小汽車，出行多方便??！”他還說：那時你們還要用我進關時配給的購物券，去指定商店買家用電器，現在可好了，想買什么都很方便。”

一次聊天，我提到1937年在包頭附近農村的窮苦生活。他說：“我比你大幾歲，帶著你和妹妹一起跟著老鄉去挖野菜，那時候是‘爪菜代’，很少有糧食吃呀！”我講了我親眼看到的農村這些年來的變化情況。講到2013年至2016年，中國農村已有5500多萬人口脫貧時。哥哥說，5500萬人脫貧真了不起，共產黨就是能辦大事。我說大事多得很，三峽水庫、青藏鐵路、西氣東輸等等。他感嘆這就是大陸政治制度的優勢。

2021年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我倍感振奮，由衷地感到做為一名中國人的榮幸與自豪。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蔽覉孕?，在鄉村振興新征程中，我們的國家一定會在黨的領導下繼續奮斗，奔向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方華燦，安徽定遠人，生于1930年3月，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退休教授。1952年畢業于北洋大學機械系，是北京石油學院建校之初首批從清華大學石油系到北京石油學院任教的教師之一。曾擔任華東石油學院副院長，石油大學（北京）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編輯 魏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