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作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
本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關系就已開始建立,其共同的政治基礎是反帝、愛國，要求民主。毛澤東曾鄭重宣布，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紛紛通電或發表公告，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并接受邀請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的代表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著人民政權的建立與鞏固，中國共產黨內一部分同志在統一戰線問題上表現出關門主義的不良傾向。鄧小平很敏銳地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指出，“對黨外人士的職位安排上，有些黨內同志不服氣；在工商業問題上，有擠垮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農村工作中，拒絕與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合作”(《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55頁)。凡此種種，都嚴重妨礙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妨礙黨與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團結合作。鄧小平嚴肅批評了這種現象，他強調說，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而黨與非黨干部的合作問題，就是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問題。他重申了中央的規定，“凡是黨員與非黨員合作不好，首先是黨員負責，不管你有理無理”（同上，第156頁）。
1956年，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針對黨內存在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現象，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實質上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宗派主義傾向，必須克服這種傾向，才能使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得到貫徹實行”（《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4頁）。鄧小平強調說，“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同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多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于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無害的?！覀兊娜蝿站褪抢^續擴大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使他們在我們的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中，和在國家各方面的事務中，發生更大的作用”（同上，第224–225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嚴重破壞的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的方針政策得到恢復和進一步發展。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明確表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同我們黨共同奮斗，在社會主義時期同我們黨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在今后的建設中，我們黨還要同所有的愛國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長期合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頁）。這標志著我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邁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
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英明決策。鄧小平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5頁）。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深刻變化，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需要重新明確。這時，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已經有了長久合作的歷史。各民主黨派不僅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經受住了各項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實踐的檢驗，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的一致性大大增強。進一步調動民主黨派成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在國家各方面建設中的作用，是迅速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迫切需要。也恰在這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建設中暴露出一些問題。毛澤東以蘇為鑒,在政黨制度問題上批評了蘇聯“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產黨”的做法，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頁)。這樣就明確了我們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進一步確立了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
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蘇聯等國的一黨制，又根本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或兩黨制。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相結合的一個創造，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我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他們都享有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早在國民黨一黨專制時期，鄧小平就曾深刻地剖析過“以黨治國”與“一黨專政”惡劣傳統的社會歷史根源，并對其提出尖銳批判。他說，“假如說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則反映到黨內的是：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缺乏民主政治斗爭的常識與鍛煉。假如說西歐共產黨帶有若干社會民主黨的不良傳統，則中國黨或多或少帶有一些國民黨的不良傳統。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0頁）。他強調指出：“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同上，第12頁）?！伴L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后，鄧小平深刻闡述其必要性與重要性，指出“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叭绻覀儾皇鼙O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同上，第270頁)。